我奶奶留你吃饭，红薯干熬的稀粥。你推辞。我奶奶抹泪，“按说该给你做白面馒头，可家里实在没有，就这粗面还不一定能撑到过年，陈老师，你千万别嫌弃，不然我过意不去。”

我用袖子抹了抹眼泪，问你什么时候过去。

“不要乱叫，被听去是要扣上封建迷信的帽子的。我叫陈景同，你可以叫我陈老师。”

我坐着看了一天，一点都不饿。那时最幸福的事就是过年吃到麻油炕饼，梦里都是香味。我看到你，每个毛孔都被香味塞的满满的。

我听到扣帽子就吓得浑身发抖，我父母就是因为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关进监狱。我坐在泥土里，哭着把这件事讲给你听，你叹了口气，安慰我，“都会过去的。”

我又难过又高兴。你回不去就只能在这里，我就能天天见到你。

那天金滩上秋景繁繁，红黄一片。带刺的野枣树枝把我打倒在地，野核桃像炮弹一样从山坡上往下砸，砸到我头上，发出钝响。这些人像小红卫兵，分工明确，有人用武器，有人用拳脚，有人宣布我的罪行，“劳改犯的儿子，长大也是劳改犯，跪好……”

“等你长大。”你把那束粉花给我，让我拿回家，“家里至少还有奶奶在，照顾好奶奶，别跑这么远玩儿，碰见这群学生要知道躲。”

“你们几个，干什么！”你骑着自行车。金滩小路上荡起灰尘，衬衫白的晃眼，车把上的粉花颠动，跳舞一样，我脸贴在树枝上，以为神仙来了。

先从这束八月菊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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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那几个学生赶走。笑着跟我说你不是神仙，是下乡知青，在金滩中学教书。我当时十岁，分的清现实与虚幻，但执意叫你神仙。

会介意，你一向宽容。

我父亲是队长，因为带着社员卖柿子，连带母亲也入狱。我们全家却找不出一双不带补丁的鞋，连粮食都不够吃。

你留下喝了一碗粥，帮我处伤口，跟我奶奶闲聊，我竖着耳朵偷听。

陈景同，佛见佛欢喜，我见你亦欢喜。我跋山涉水，来跟你讲一讲往事，让你不必遗憾。

然后，我坐在你的自行车后座山回家。路边的榆树下起黄叶子雨。

你十八岁，父母在最动荡那年吊死在牛棚，没人跑关系，你被下放到这里当知青，回去渺无希望。

我因为父母的事情已经很久没去上学，但是第二天我跟奶奶说要去学校。我沿着金滩盘山路走了十几公里，翻过山坡，坐在中学围墙外的土坡上看你。红旗飘展，我看了半晌，你下课时才出来，从这间教室走到那间教室，一分钟都不到，我心里却充满狂喜，我什么都不懂，却被丰富的情感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