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入愁肠，黎先生吐露了一点心声：“外人都说我们给政府做事定是个个富得流油，可现在政府要打仗，要征兵，还要买武器，能有一点钱勉强不死罢了，哪里有油水可赚？何况我们的薪水从五年前开始，就没再涨过了，薪水不涨物价涨。米珠薪桂，我们也是困锁愁城啊。”

有黎先生这个政府公务员解说，众人这才明白，双城政府早就入不敷出。总统夫人领着家里人外出演讲几回，倒是带回来些许金援，然而这钱在银行里转了一圈，就少了一半。更不提底下的头头脑脑再过手一遍，真正能用到实务上的，十中无一。

而双城政府的支出中，军费毫无疑问是最大头。其他的，民政，教育，乃至警察部门都要倒退几里地为军费让路。当然，民政和警察有其他来钱的地方，唯有教育，不止来不了钱，反而还要想方设法往里倒填。

就连那些撤退到西南的大学教授都因为拨款迟迟不到位在饿肚子，他们这些小科员出身的吏员，能有口饱饭吃已经是老天爷不弃。对比路上那些倒卧而死的流民乞丐，就算政府时不时欠薪，勒勒裤腰带，也不是不能忍得。

在双城履职三载，黎先生哭穷早就哭得得心应手。他是政府公务员，没钱方显两袖清风，若是哪一日他眼睛不眨地办出桌满汉全席，才该提心吊胆，夜里盗汗难眠。

黎先生这话有几分真，春妮不好说。这年头的人戴着好几层面具，没个甚稀奇。

后头她带着李德三拿跑程序选址的名义跑了好几趟双城教育局……唔，的确是穷。

双城最好的建筑早叫流落至此的各方大员占得差不多，教育局的老爷们只能委屈窝在山上的一处红砖平房内，包括局长在内，拿粗陶盖碗装着点陈年碎茶叶，闷出一碗焦苦的茶香味，这便是局里唯一待客的饮品。

真正的穷是装不出来的。

双城不是茶叶产区，这类物资让倭国人把持拦截，层层加价之后，流散到双城来，普通人哪里喝得起。也只有政府采购，分到教育部一点茶叶梗，大家能勉强蹭一蹭光。

正因为穷，该有的孝敬更少不了。你上面又没有人，人家随随便便拿个“不合程序”的理由卡你十天半个月，难不难受？不过现在政府鼓励办教育，大家也不敢做得太过，给点茶水费，意思意思便是。

春妮他们是正儿八经地在摸底，也是正儿八经地准备办分校。

几个人白天找几个在码头边等活干的棒棒满城乱转，寻找合适的地点为学校选址。晚上由黎先生领着，今天拜访这个处长，明天给那个次长递片子，一周下来，将这破落衙门里的人头都混了个脸熟。

跟教育局相比，教育部稍微光鲜一点，但也是半斤八两。教育部食堂包饭，白菜炒豆腐，豆腐拌豆酱，这就是普通科员的饭菜，不过好歹有白米吃，这点已强甚双城九成以上的人。

当年开战前后，双城学校迎来一拨迁校办校的风潮，时隔三年多，这股风潮早就刮尽，教育活动进入正轨，每年拨款恒定而永久地……少。

好容易遇到一个又来迁校的，哪怕没听过名头，春妮他们也得到了教育部上下周到热情的招待。

政府每年拨款有限，他们想多点收入，自然要欢迎各方人士落地办校。从学校动迁，到交通费用，再到选址落地，需要的资金可不少，必然要向上面申请拨款支持。拨款就像汽车的润滑剂一般，有了它，才能让这些腹中寡淡，脸颊凹陷的基层科员们开始丝滑般运动。

哪怕没有拨款，他们能千里迢迢到这里办校，肯定有另外的经费来源，这也是额外之喜啊。

海城跟双城隔山隔水，两边交通早就断绝，电话也不通。春妮仗着两边信息不通，张口就来：“租界租金一涨再涨，巡捕杂捐，救火费逼得人喘不过气。我们原先负责筹款的几位先生也不在海城，学校实在办不下去，只能谋求搬迁。只是动员需要时间，我作为先遣军看能不能办个分校。”

总之就是没钱，一切只能依靠国家，依靠各位大人支持这样。

然后再说他们老师的教学能力，“去年毕业的学生均已找到合适的工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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