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esp;吾欲法尧禅舜，何如？ 7

&esp;&esp;从后人的视角看，刘欣死后不到十年，西汉就被新朝取代，演绎中国帝制时代的第二次改朝换代。这说明，刘欣的精神危机的确不是他个人的事情，他的暴亡使汉朝陷入了空前危机。

《尚书》，是尧禅位给舜时说的。用在拜董贤为大司马的册文里，显得非常扎眼。当时就有勋旧私下里议论，“此乃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长老见者，莫不心惧 ” 6 ，就是说用这四个字册立三公，别有意味。

&esp;&esp;从刘氏的统治看，汉朝开国以来经历过多次皇权交接时的统治危机，多数看上去更严重。高皇帝死后吕后秉政、吕氏上位，靠的是高皇帝的一班勋旧功臣和刘姓诸侯发动政变，才得以扭转局势；汉武帝好大喜功，极度压榨民力，晚年的“巫蛊之乱”更是酿成皇太子自杀、汉昭帝八岁即位的危亡局面；汉昭帝死后昌邑王只当了二十七天皇帝就被霍光废掉，改立汉宣帝，局面一度危如累卵。

&esp;&esp;汉朝以高皇帝提三尺剑取天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政权要长治久安，就不能纯粹以武力这种粗鄙野蛮的方式作为合法性来源，需要设计一套文雅、仁义

&esp;&esp;刘欣的精神危机，其实就是汉室的合法性危机。

&esp;&esp;刘欣一而再、再而三地表达禅让的愿望，在后世看来颇不寻常。东汉、曹魏、东晋末年的禅让，都是因为皇帝早已成为傀儡，大权已成权臣的囊中之物。但刘欣却是牢牢把控着皇权，既没有霍光这样僭越的权臣，也没有吕后这类越轨的外戚，更没有反叛的诸侯和入侵的外族。

&esp;&esp;一个大权独揽的皇帝要将繁盛的帝国拱手相让给异姓，透露出他本人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

&esp;&esp;第二次，是刘欣在未央宫麒麟殿与董贤父子等近臣饮酒宴乐，或许是出于试探，或许是借酒发挥，他看着董贤，从容一笑说：

&esp;&esp;生活在此时的西汉普通臣民，其富足程度虽然不宜夸张，但也绝没有要天下大乱的惨淡：战争的平息、社会的稳定带来经济增长，人口臻于极盛。据《汉书》记载，到汉哀帝的继任者汉平帝元始二年，汉朝的在籍人口达59595万人，垦田约827万顷，在两汉最为阜盛。 8

&esp;&esp;于是问题来了，刘欣的精神危机是什么？来自哪里？

&esp;&esp;但是，一般来说，王朝的覆灭往往与政治的败坏、经济的崩溃、文化的腐朽、版图的分裂、御外的失败相关联。而刘欣晏驾时的汉朝，基本没有上述问题，至少程度远没有那么严重。诸如土地兼并、贫富分化、自然灾害之类的社会问题当然存在，但对比东汉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西晋的“八王之乱”、唐末的藩镇与黄巢、明末的叛乱与后金旁伺……西汉末年的时势根本达不到崩坏的程度。

&esp;&esp;帝制时代，皇帝的精神危机就是帝国统治危机的表征。

&esp;&esp;意思是，“我打算效法尧舜禅让，把皇位让给你，怎样？”这比起在册文里隐晦使用“允执其中”，当然更进了一步。

&esp;&esp;从大的方面看，自汉景帝治内“七国之乱”以来，已经约一百五十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内乱了，称得上承平日久；外部，困扰了汉朝多年的匈奴问题也已缓和，从汉武帝派卫青和霍去病追亡逐北、汉元帝派“昭君出塞”至今，汉朝与匈奴已经和平共处了三十多年，说起匈奴和自家亲戚的感觉差不多，西域的局面也很稳定。

&esp;&esp;对于上述两个问题，一个笼统的答案是：以往的危机只是权力危机，而此时的危机是合法性危机。所谓合法性，就是“天意”。权力危机不出长安城，甚至不出未央宫；而合法性危机则遍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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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sp;于是另一个问题来了：以往更严重的局面都能有惊无险地度过，为什么刘欣之死会导致汉朝统治的空前危机，并且汉朝最终没能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