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希颜道：“云，孔子批评管仲，‘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孔子不迂腐，当真靠讲礼法道德，就能讲出一个天下大同？只因鲁国弱小，天下战乱，故孔子对兵家反感，重礼而少谈兵道。

孔子说，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尊王攘夷，一匡天下，百姓至今受惠。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野蛮人了。

“但，孔子又赞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今受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孔子批评管仲不知礼，但是，从仁出发，又高度赞扬管仲。可见，孔子的‘复礼’，其根本，是为恢复天下秩序——通过理顺天下秩序，使万民受益，这才是‘天下之仁’。故仁在礼之上，礼要服从于仁。显然，孔子是以政治事功作为评价政治家的根本准则，因为春秋为乱世，通过政治家的纵横捭阖，能使百姓生活在一种稳定的治世秩序内，这就是仁。”

而事实上，齐国在九合诸侯前，是经历了许多次战争，才能会盟不战而成霸主。孔子说的“不以兵车”，其实暗含了征战在内：先有战，才有“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

“孔子又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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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卫希颜点头道。

卫希颜道：

因为管仲有僭越为臣之礼的行为，故孔子批评他不知礼。

“谬论！这是谬解夫子！”张九成斥道。

“但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其思也全乎，如易之阴阳，不可只重一面。孔子也知道，仁单靠说教是没用的，于是又写威，又写讨，又写攘，只是着墨不多。盖因孔子所在鲁国势弱之故，而其学说也未为诸侯强国接纳。若孔子有管仲之遇，相齐桓公，或春秋已仁战统矣。学儒若只知经义，而不明圣人立儒之思想，难道就是读懂孔子的真义了？”

卫希颜一哂，道：“儒家治学，是要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怎么齐？只靠仁，靠说教行不行？要不要立家法？要不要有惩罚？国怎么治？只靠文治行不行？要不要武治？天下怎么平？只靠说教行不行？”

她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适，适应也。生存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天下也不会一成不变。唯有适应者，才能生存，为人，则为人上之人，为国，则强于诸国。春秋鲁国弱小，故孔子多说礼。如今，大宋强盛，国家太平，非为春秋之鲁国，有实力在天下推行仁治。儒家何以讲中庸？因执两端皆非道，只讲仁不讲战，就是执了左端，只讲战不讲仁，就是执了右端，皆非孔子立儒之真义。”

“孔子生于春秋乱世，周王室倾颓，诸侯并起，争战频繁。孔子出生的诸侯国是鲁国。鲁国弱小，只有尊崇周室，才能平安，因此孔子不喜战争，多说礼，要‘尊王’。而自周室东迁后，诸侯之民困于残暴刑杀历二百余年，故孔子多说仁，多说礼仪，多说去杀，不用刑罚战争。无论周王室还是鲁国，都没法用武力使天下诸侯臣服，故而，孔子多言说教，少言征战。

管仲辅佐齐桓公富国强兵，诸侯会盟，不战而成霸主，这是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