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可秀具有两种思维结合的特性，这决定了她既能理性辩证地分析问题，又能创新思想解决问题。

中庸就是一种相对的思想，名可秀认为，治学上要多用相对论，不要用绝对论。所以，不能过于强调道与物的区别，否则将导致一般与个别、本质与现象割裂的倾向，这会使儒学走上形而上、空谈天理而不重实践的道路——这是认同沈元、陈旉等人的“道不离器”论。

她经过长期的反思，分析、归纳理学内部的争论观点，就道器之争上，她认为应该以中庸的思想来对待道、物的区别，它们的先后关系不是绝对的，道生万物，是道在物先，但道不是平空就有的，混沌生太极，太极这个道是又因混沌这个物而生，故而，道与物的先后是相对的。

但是，她又赞成苏澹和已辞世的蔡发的提议，将“格物之理”从理学中分出去——这就是摒弃了她原来对理

名可秀属于没有明确表态的中立派，但在两派的争论中，她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碰撞、反思和转折。

理学内普遍认同，形而上之道寓于形而下之器中，所以道在器中，体在用中。但是，在二者的先后关系以及是否可分离上，学派内产生了分歧。

儒家学者们，包括创始人孔子在内，都是以抽象思维见长，理性思维相对较弱。只有像沈元、陈旉、高宣、陆宸这些长年致力于物理和应用的儒家学者才具有比较强的理性思维，但这类儒家学者比较少，而他们的抽象思维却因理性思维过强往往受到局限，所以在思想上很难有大的建树，譬如张衡、祖冲之、沈括、苏颂都是这种，物理百科成就很厉害，但思想成就则不显。先秦诸子百家的圣哲中，也唯有墨子，这两种思维结合得最好，故能同时创立出墨家的思想体系和名辩物实逻辑体系。

与其他学者相比，名可秀有一个长处，就是宏观与系统能够很好结合，也即是说，她的抽象思维和理性思维的结合比任何一位儒家学者都要强。

名可秀这些年一直在著写，但并不是闭门造车，理学的两个议题之争她一直在关注，随着她中庸思想的深入，也在反复思考她释义的格物致知和理学的道器之争。

孔子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的道是抽象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称为道、体；形而下的器是具体事物和现象，称为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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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内部的争论持续了三年，直到蔡发去世还没有定论。因为学者们的分歧，已经对理学的发展造成了影响，虽然这个影响还没有显形于外，但内部学者团体已出现了对立的迹象，如果不解决这个争端，很可能会造成理学的分裂。

因为学者们的分歧，理学内部分成了三派，其中没有明确表态的一派是中立派。

苏澹、蔡发、金安节、苏行冲、陈子卿等人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道主宰器，形而上在形而下之先，因此：虽然道在器中，体在用中，但二者不相杂，可以分离。

沈元、陈旉、陆宸、周执羔等反对派则认为，“有形，而后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器是形而上之道的基础，因此：道不离器，体不离用，不能分割，唯有主次。